社会学家说得更为具体：当一个国家突破人均产值800～1000美元大关，即进入利益分化、甚至利益冲突的时代，2004年的中国开始跨入这一阶段。

　　2004年，从浙江的集体工资谈判以劳资双方互利结束，到银川出租车司机罢工以政府的妥协告终；从西安宝马彩票案的“内幕曝光”，到“蓄发明志”的王为军历时5年艰难打赢艾滋官司。对公众权利和主张的尊重，彰显出这个社会正在渐趋理性。

　　最近发生在石家庄的“偷窃者叫板超市罚款权”事件，就是一起多元视角下的公众事件，一位青年因为多拿了一包3元的调料而被罚款200元，由此引发的公众讨论激烈交锋，包括普通市民、超市经理、法律专家、执法部门在内各方人士不同意见的表达，使公众视线得以超越同情个体遭遇的普通层面，而超市乱罚款这一根深日久的不公正现象，终于能以一种不带岐视的心态来认真讨论，事件以省会超市业集体吁请政府出台相关法规告一段落，整件事不具有善恶标准的价值判断，人们看到的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主张和表达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在2004年依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。省会的郭先生在走路时被警察错抓，事后警察又拒绝向身心受到伤害的郭先生道歉，郭准备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。从制度上防止强大的国家执法机器随意侵害个体利益，将是公众长久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在个体权利表达多元化的时代，对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各个阶层利益表达的关键，因此，我们不难看到在立法听证中各方观点的激烈交锋。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，往往最容易被漠视，他们的声音显得尤为弱小，而类似王为军这样的个案就成为一个弥足珍贵的“特例”，作为普通农民的王为军，在历时五年的诉讼后终于取得胜利，告赢了当地一家很有势力的医院，这不仅在于他个人“执着和坚持”的性格，很大程度上还在于舆论和公众关注的强大力量。

　　2004年，是转型中国的关键一年，令公众欣慰的是，制度上的空白和缺陷正在成为大量立法迅速出台的法理基础。今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，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”、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”等内容，第一次写进我国宪法。随后的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关系公众利益的法规相继出台，“以人为本”成为立法的主导，对“人”的尊重和保护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一致认同。

　　“多元共处、和而不同”。个体权利的主张和表达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差异带来的社会裂隙；而社会各群体间对于话语权的博弈，也极有可能改变我们未来的公共生活观念。

原声

　　王为军：我决不会为钱趴在地上。有这么多热心的好人在支持我、帮助我，有这么多的陌生人如此地信任我、关注我，我没有理由退缩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不单是为我自己打官司了，还有那么多跟我类似遭遇的，为了社会上这些好心人，我必须把这场官司打到底。

随访

　　姓名：郭女士

　　年龄：56岁

　　职业：退休工人

　　我觉得在某些时候，新闻可以改变我们固有的观念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往往这样，我经常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永远需要照顾，我觉得他们永远不如我懂得多。如果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，我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观念有什么错误；而如果有少许的反对的声音，我也未必就会有所改变。

　　从观念上改变社会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我和你都只能用我们自己的主张去改变我们身边的少数人，可是媒体却有更大的影响力，它可以用它所反映的公民的主张去影响一批人。

回访

　　12月28日上午，在省直某单位工作的郭先生来到桥西区法院，准备对警察错抓他这件事提起民事诉讼，郭先生告诉本报记者，这件事发生后，给他的精神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，许多亲戚、朋友和战友都打来电话，询问他的状况，尽管他为此花的医药费不过几百元钱，但事件带给他的伤害至今仍没有消除，“警察方面至今不肯向我道歉，这让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据记者了解，郭先生的诉讼请求中，除要求警方在公开场合向其赔礼道歉外，还有人身损害赔偿以及5000元的精神赔偿。对于自己的维权主张，郭先生有清醒的认识，“在现实社会里，公民维权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
　　正如郭所言，在现实中，权利的伸张同时与代价的付出相连，对于一个决意维权的公民来说，必须谨慎衡量自己失去与获得之间的比例，只有极少数人会不计代价地“讨还正义”，成功的个案只是一小部分，更多的人以妥协收场，但这个社会的进步就在于让人们看到胜利者的艰辛，没有他们的抗争和努力，这个社会无法进步。

事件

　　○12月24日，武安农民王为军荣登本报主办的“2004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榜”。他的意义在于一个普通农民法治意识的苏醒。

　　对王为军来说，目前的胜利还不是最终的目标。判决过去半年多了，36万元的赔偿款，到目前王为军只拿到了9万元，执行的难度正在加大。

　　○作为省会第一个勇敢站出来质疑“超市罚款权”的人，市民小军(化名)终于没能迈出勇敢的最后一步，他不愿继续在公众和舆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声，但由这件事引申出的公众讨论，却使公众的关注点越过事件中的个体，争论过程的意义远远大过了最后的一纸倡议。

　　撰文：赵志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