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个人总是不记日子，象农家人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往往不知道也不在意今天是几儿了。记不住老婆、孩子的生日，为此没少挨了埋怨。唯一能记得清且不忘的，是借了或欠别人的钱，或承诺给别人办什么事情，总是不忘，非是不忘，是心里一个劲的直想着，生怕落下个不义失信之人，坏了自己的名声。
    说起老师，我经历了一个对教师反复评价的时代。师者，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。我的启蒙老师，叫翟志安，是我学龄时的班主任老师，带我从小学一年到三年级，然后就闹文革。那时我不到十岁，跟着造反团后面满街巷的跑，直到复课。翟老师喜读书，虽然是小学，他常常找来书给我们读，还让我们大家分段的（带拼音的书）读，现在仍能记起他读书的样子，有板有眼的，还不时渡着步子，从书角透出眼睛的余光来，观察同学们是否在认真听。现在记忆犹新的《小英雄雨来》、《高玉宝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林海雪原》等好书，都是在那几年读的。
　　中学时的班任，是王金海老师，操一口浓浓的西部区口音，同学们适应了几个月才基本上做到了听懂，就连他教的俄语，也带着咱中国的地方音。王老师大不了我们多少，刚结婚。师母个子要高他一头，是个蒙古族姑娘，叫达古拉，汉语是带小或称做领小、招弟，意取吉言，希望母亲能生一个弟弟。王老师带班出奇的好，我们班排名总在年级第一名，做为初一一班的学生，其它学生面前，就是个骄傲。那时的学生爱玩，王老师也爱玩，他曾和我们在一起撞拐（一种两手将一腿盘起，一腿独立相互撞，谁倒了或两脚着地算输的游戏）、弹玻璃球、摔跤，那年代的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，大学生堆里分不出谁是老师，谁是学生，为此事，他没少挨了师母训。玩归玩，可带班一点不含糊，我们班课堂纪律全校最好，课任老师最满意，王老师经常在窗外偷窥，谁在那搞小动作，下了课，他一准找上你。前几年，我们几个同学开车去了王老师家，王老师竟然还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快三十年了啊。大作家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这篇文章里曾说：老师能记起他教过的学生中印象较深的学生，或优秀或调皮，但学生却永远能记住自己的老师。
     语文老师叫孙龙骅，古文讲的尤其好。孙老师喜欢鲁迅，他声音不高，字音咬的很准，稍有点南方音，说豆腐西施，眼前就亮现了腿似圆规的一个妇女，一篇故乡，便把我们都带到了南方水乡的鲁镇。他是右派，出身又不好。白天给我们上课，晚上要接受批判。他四十多岁仍没结婚，一个人住在空旷的校舍里。二胡拉的好，让人听得心碎。记得他写过一首诗：月饼硬似铁，西瓜别样凉，举头见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此句受到批判，说他时刻不忘旧社会，想继续过地主阶级的天堂生活。
     张守世老师，后来做了名校长，他给我们讲物理，上课从不拿课本，一上讲台，一把粉笔头装在衣袋里，用时掏出来，两手背着左右开弓随意在身后的黑板上画着各种公式符号，有谁打盹，手中的粉笔头会准确的落到你的桌上。一堂课，最多三十分钟。讲完，说请打开课本多少页到多少页，把上面的习题给我做三遍。我想，他此前一定是看了课本的。
      还有好多老师象罗来振，闫大伟、刘赛珍等等，他们都是从名校支边来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授课风格，听他们的课，一生受益匪浅。可惜中学读了二年，就开始反教育战线回潮，又闹上革命了。
      我后来下乡，参加工作，经常想起自己的老师，为曾经有过当老师的机会而对此不屑一顾而懊悔，为自己浅薄的学识而惭愧。
      我学时的老师，有些已不在人世了，我默默的祝福他们在天堂里快乐，我经常告诉我的孩子，要尊重老师，感激他们把知识传给了我们。
      是上天给了我和曾经教我的老师以师生的缘份，你们培育了我，我知道了怎样做人，怎样做事。在教师节，我对你们说：学生会做的很好，请你们放心。